3月3日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五家社区团购企业处以万元人民币的罚款，理由是这些企业涉嫌不正当价格行为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，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。这是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，社区团购引发的最新话题。从“狂飙突进”到“中场拉锯”，社区团购这门生意引发的讨论从未中断。
此前就有很多人担心，“不讲武德”的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无数卖菜小商贩的生计，认为大企业“与小民争利”是不道德的，最终也会让所有人为之买单。今冬，社区团购竞争白热化之际，微博大V刘春就质问：“所谓社区团购，是不是网络巨头用亏损补贴的办法大幅降低菜价，让分散的菜市场、超市、小商小贩等通通歇菜，然后集中在一两个平台，形成所谓闭环，然后取消补贴，然后涨价，然后你别无选择，然后创新成功？”
一时之间，连人民日报也发声说：“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、几斤水果的流量，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、未来的无限可能性，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。互联网巨头拥有雄厚的财力、大量的数据资源、领先的数字技术，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，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。”
但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则认为，不应该用道德化的话语将资本介入社区团购的事一棍子打死，企业创新的过程中，相互竞争的市场主体势必会不断摸索最佳竞争手段，最终可以提升全社会更高效率的产出能力和服务水平，尽管这会破坏或降低一些现有工作岗位的价值。对创新者更宽容的社会，才能最终在竞争中胜出。
这正反两种观点，都将创新看作是对传统零售渠道的破坏，只不过一方坚持认为这是坏事，而另一方则认为这是好事——至少不全是坏事。但这恐怕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问题，其创新也并不只是“垄断”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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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团购靠什么活下来？
社区团购的确会冲击传统零售业，但却未必是单纯的零和博弈，因为有不少团长本身就是小店主。电商团购要开辟一个方便居民的自提点并不容易，而把小区底商的小店主变为团购的团长是最佳选择。那么，对这个小店主来说，他左手的电商渠道，会冲击自己右手的实体店生意吗？也不尽然。因为一部分在实体店面买菜的人原本就转去了团购渠道，他如果不做团购，这些顾客就是净流失，反倒是他做团购还能多一个收入来源，两头做；其次，团购不用他垫款进货，也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问题，去他店里取团购货品的人，也会顺便在店里买点别的东西，特别是实体店里还可以有现炸肉丸之类差别化服务。▲武汉市某小区居民在购买团购菜。?新华网社区团购虽然原本就有，但直到疫情期间应急自救才真正爆发，疫情一结束，大部分团长都回归了本职，所开的团购渠道也随之无人接手；同时，常规的超市、菜场开放，团购需求量下降，甚至达不到最低配送额，不能成团，这部分原本直接对接蔬菜批发/直送的平台也都关掉了。最后能稳定下来的，需求量和平台已达成平衡，还坚持做的团长，就得把原本临时性的工作转变为正职。既然已是正职，这些团长就会全力以赴去开辟新的团购渠道，创造新的经营亮点。因为解封后人们可以去超市、菜场自己买东西，凭什么要选你？恰逢各大互联网巨头在疫情后都开始发力开拓这个业态，为了集聚客源而纷纷采取补贴和低价的策略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，团长几乎每天都在带团友“薅羊毛”。但仅仅靠低价还不足以维持稳定的客源，因为总有价格更低的平台，而你也不可能在所有商品上都比别家低。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竞争压力下，一些团长会引入新品拼团。比如，武昌的米酒虽然好喝，但距离较远，汉口居民是肯定不会专门去买的。而现在，只要汉口某个小区购买总额达到元，武昌米酒就可以直送过来。这不会冲击原先的小菜贩生意，因为它是通过新渠道、新模式创造出来的新需求，原先你想买也买不到，甚至根本不知道。它起到的作用，是让原先受销售半径约束的农产品、土特产可以点对点直送小区，重构了供应链。更重要的是售后，社区团购是名副其实的“服务到家”。虽然购买者可以直接在平台申请售后服务，但团长大都很贴心地包揽了这个责任，你只用把情况对团长说明、拍照，如果平台退款不够及时或者系统有问题，团长甚至会自己先掏钱退款给你。因为大家住在一个小区，每天去提货的时候都会见到团长，不同于平台客服，这种服务其实是“和熟人打交道”。为什么社区团购能在疫情之后保留下来？它肯定得具备某些传统购物渠道不可替代的优点。疫情对这个业态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，特别是在武汉——因为团购是当时的刚需，要是没加入团购，基本生活资料会很成问题。疫情缓和下来之后，很多人之所以没有退出，还不完全是因为团购的低价、新品和售后服务，而是害怕疫情卷土重来。至少保留这些渠道，可以应对不确定的风险，以防万一。也正因此，这个新模式在不同地方的影响是深浅不一的。全国可能没有一个城市像武汉这样，团购下沉到那么多社区。像上海因为在疫情期间没有全封闭管理，超市、商场也正常营业，就极少听到有小区自发组织这样的社区团购，因为没这个必要。当然，很多城市的生活在恢复正常之后，不少人也退出了团购平台，即便留下来的人，其
